荒诞哲学家加缪：贫民窟中的精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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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贫穷，孤独，战争，荒诞，夏天，大海。这几个词汇，哪些离你最近呢？经历过疫情三年，我越来越感觉周围的世界光怪陆离，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巴以冲突21世纪还在上演大屠杀，还有被刺杀的总统和首相。我越来越相信加缪笔下荒诞的世界。

馆主历时三个月，读完《加缪传》，写下此文，文末附原创诗歌《致加缪》，作为一场私人的纪念吧。

1960年1月4日，加缪乘坐出版商米歇尔·加利玛的车，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米歇尔没能控制好方向盘，汽车撞上大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后，这位天才作家当场停止心跳，永远离开了他最热爱的这个世界。加缪曾经在新闻上读到一个知名运动员死于车祸，那时他认为车祸是人生最荒诞的结束方式之一了，可就是这么荒诞，他本人也死于荒诞的车祸，而且那天的路上没有风雨，车子也没有异常，司机也没有酒驾，可他的车却无端撞到一棵梧桐树上，他就是这样以一种自己认为最荒诞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事故现场，人们发现了加缪随144页未完成的手稿，就是后来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的加谬自传小说《第一个人》，今天的我们由此可以走进加缪成长的世界。

01 童年

“世界不是我的敌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

加缪《随笔集》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上的小镇蒙多维。他是法国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儿，他的父亲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祖籍法国波尔多，生于阿尔及利亚，母亲卡特琳·辛泰斯祖籍西班牙，也生于阿尔及利亚。阿尔贝·加谬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1914年，加缪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应征入伍乘船奔赴远在法国的作战前线，被卷入一战的泥潭，在马恩河战役中，一片飞弹击中了加谬父亲的头部，因伤势过重不幸去世，此时加谬仅11个月大，而这场无意义的战争带走了交战双方共计48万人。当局甚至连父亲完整的遗体都无法寄回来，只寄回了遇难者体内的弹片。母亲大受打击，双耳失聪，讲话困难，整日沉默。迫于生计，她不得不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贫民窟里。一起挤在这里的还有外祖母和舅舅。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也没有书。当阿尔贝·加缪回忆父亲时，有种无法避免的距离感：一条横亘在一个在马恩河战役中死去的父亲与一个发生悲剧时不到一岁的孩子间的沟壑。在他写《第一个人》时，他仍在设法追忆他的父亲，目的是塑造一个比现实更伟大的父亲。“他隐约看见了父亲的轮廓。随后，一切都消失殆尽。最终，什么也没有。在这地球上从来就是如此。”

加缪和他的哥哥

加缪从小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在阿尔及尔的童年生活，交织着严酷的贫穷与简单的快乐。他们住在贝尔库一幢二层楼房子的二楼，在同一楼面上还有两户人家，厕所在楼道里，三户合用；没有浴室。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压在舅舅埃迪纳身上。由于丈夫早逝，儿女四散，外祖母卡特莉娜是个性情粗暴的女人，经常拿牛皮鞭子抽打加缪和他的哥哥，母亲因为失聪而且无法表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两个孩子挨打，只能恳求“不要打脑袋”。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中，开篇第一句就是震惊世界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加缪似乎在冷漠地指责他的母亲，指责母亲对他不关心，把他视作“局外人”，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局外人其实是母亲。但他也在获得诺奖之后说，“妈妈，我此刻最想念你”。

加缪从小就在贝尔库贫民窟的街区奔跑，那里有免费的阳光和海滩。孩子们总有好的鞋子穿，他们始终能上学，家里不仅没有书，甚至连做作业的书桌都没有。他在餐桌上做作业，头上吊着油灯。外祖母为加缪兄弟俩在区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他们的老师们也会把个人的书籍借给学生，以便让聪明的孩子总有东西可读。母亲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家中空无一人，她的母亲上街买东西去了，孩子们还没有放学。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地板，天渐渐地暗了下来。一个贫苦的小男孩多亏有了阳光，多亏他的家庭，多亏他本人的沉默寡言，他天生的自豪和他的朴实。

02 寒战

“肺结核是人们唯一能治愈的疾病，只是需要时间”

加缪《随笔集》

孩童时代，加缪就对足球兴趣盎然。如果说上帝会赋予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事业，对加缪来说，他的事业是足球，而并非写作。16岁时，加缪便加入了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足球队，担任主力门将。然而，18岁时命运却将他的人生列车驱向一条分岔的轨道。由于贫困的生活条件和污浊的生活环境，外加在一场雨天比赛中严重着凉，加缪不幸患上肺结核，医生说阿尔贝是战争孤儿，他有权享受医院的免费治疗，但必须放弃足球。后来，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在街上与人一边说话一边踢着石子的男人。

他刚满十七岁，对死亡的恐惧就笼罩着他的青少年时期。在此之前，他的世界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踢球，游泳，在城里溜达，他所熟悉的生活似乎就要结束了，而他的人生才刚开始。自从加缪被迫进行长期的疗养后，就被送到了富裕的姨夫家，他就有时间去读书，去思考，忍受着病弱的躯体和忧伤的心灵的煎熬，从此写作成了加缪的出口。1932年开始，他在《南方杂志》发表文章，当时加缪才19岁，离他在法国出版第一本书还有十年时间，而他的爱情即将萌芽。

03 爱情

春天遥远，时日漫长，我的爱人在远方。

加缪《情书集》

1934年，年仅21岁的加缪娶了西蒙娜·伊埃为妻，西蒙娜是远近闻名的绝色佳人，加缪选择了一位全城追求者最多的姑娘做伴侣。一年前，西蒙娜迷人的容貌和加缪身上浪漫的情调互相吸引。西蒙娜患有痛经，母亲为了减轻她的疼痛，给她打过一针吗啡，结果，她便发现了天堂。年仅20岁的西蒙娜从此沉湎于毒品。当时加缪认为自己能救她，他认为与西蒙娜结婚是治愈她的良方。加缪将自己所有的稿费都用来为西莫娜购买吗啡，曾经的存款也逐渐被消耗殆尽。婚后，他带着西蒙娜和好友去德国旅行，却在邮局发现了西蒙娜的婚外情。结婚时，两人没有宣誓忠于彼此，原因是他们觉得如果在身体上厌倦了对方，根本没必要纠缠在一起。于是，他们选择了分手。6年后，他们的离婚案方才最终判定。失败的婚姻，使加缪从此始终拒绝保持唯一和持久的关系。他在《快乐的死》中有句名言：“我总是在相爱之前说分手。”

西蒙娜·伊埃

去世前一年，在给密友的道歉信草稿里，他还提到西蒙娜：“我所热爱和忠实的第一个人逃离了我，缘于空虚，缘于对更深刻痛苦的恐惧，从那之后，反过来，我逃离了所有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想要所有人都逃离我。”

1940年，文静的奥尔兰少女弗朗西娜走入了加缪的生命。她是一个沉静的女人，不同于西莫娜的张扬。她默默地关心着加缪，看到加缪为情所伤，茶饭不思，她也会偷偷落泪。加缪的心，被这个善良的女人感动了。终于，1941年2月21日，加缪迎娶了弗朗西娜。弗朗西娜为加缪生下了龙凤胎，后来，加缪在外面情人无数，与很多人擦出爱的火花，弗朗西娜因此被抑郁症困扰。加缪显然难以扮演传统的丈夫角色，在他心中，弗朗西娜是一个得体善良的妹妹，但不是一个能赋予激情的伴侣。弗朗西娜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却不是最后一位爱人。

加缪和妻子弗朗西娜与他们的双胞胎

不负其英俊潇洒的外表，加缪留下了许多倜傥风流的风月韵事。二战期间，加缪被困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情人：西班牙裔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加缪和玛利亚在灵魂方面十分契合。她跟加缪另一个情人玛丽亚，一个是西班牙人，热情似火，一个矜持含蓄，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代表了加缪的梦想。加缪与卡萨雷斯的爱情强烈而绵长，逾越身体吸引，更有灵魂的碰撞。加缪曾对卡萨雷斯说：“突然间我把原本随意花在各处的情感力量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

加缪和情人玛丽亚·卡萨雷斯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从加缪情意绵长的文字中读出谁是她的至爱？唯一能得到的结论是，加缪在经历过无数段爱情之后，对自己的情感、欲望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西西弗神话》中关于唐璜的一个章节，把他描述为一个荒诞主义的英雄：崇尚肉欲，睿智、自我觉知并自我更新，每每结识新的女性，就会发现崭新的生存方式。

在经历过贫困而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失败的婚姻，爱情成了加缪的解药。“我们终于要开始生活了，所谓生活，意思是：去爱，去创造，并最终一起燃烧”

04 燃烧

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

加缪《西西弗神话》

要成为一个作家，生活就是他吸取营养最好的地方。就像加缪在日记里说的：寻求接触，各种各样的接触，如果我要写人，我怎能离得开景色？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说舞台是表现真相的场所。成名之后，他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更喜欢混迹于演员堆而非知识分子圈。

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加缪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37年，5月10日，加缪的处女作《反与正》出版，其中浓缩着他的人生体验及哲学思索，诗意与悲情成了他一辈子逃不开的风格。同年11月，他被开除出党，因为党组织认为他的入党动机不纯，他持不同政见，并且时常和穆斯林作家、伊斯兰宗教领袖来往。加缪则认为党不支持穆斯林反殖民主义，党总部最终决定将加缪开除出党，但仍与法共合作，宣传民主思想。

加缪在读报

在加缪后来的岁月中，他继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探索人类存在的问题。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和政治议题，他对权力、压迫和个体自由的反思在他的文学中得到了广泛展示。1942年，在奥兰治疗肺病期间，他三个星期都下不了床，加缪觉得自己是这座物质主义城市的囚徒。而此时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加缪目睹法西斯的残暴，恐怖主义就像鼠疫病菌吞噬着千万人的生命。加缪在日记中写到：整个法国在等待中过着绝望和沉默的生活。1947年《鼠疫》发表后大获成功，加缪彻底成了当时法国文学界的宠儿，在鲜花和掌声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肺病患者对命运的反抗，一座城市对纳粹法西斯的反抗，人性善与恶的反抗。加缪说，面对荒诞，只有反抗，才有希望。

加缪亲身加入法国抵抗运动，父亲的战死并没有让他怯步不前，他说“反抗死亡只是表面的借口，死亡只是荒诞的一种表现，是自我意识上的反抗。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1957年，44岁的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是由于他作品中的反抗精神和人道主义，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当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加缪非常震惊，以至于有点恐慌。在他看来，有许多比他更有资格获奖的作家，他获奖实在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加上许多知识界人士的冷嘲热讽，让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有一种“犯了过失，必须祈求原谅的感觉”。

加缪领奖时刻

加缪成为了欧洲最年轻的获奖者，在过了40多年居无定所、贫困交加的生活后，加缪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加缪在诺奖颁奖典礼上说，对艺术的信念可以治愈一切。即便加缪作为法国文坛极具争议性的文人，在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中让这两位曾经的革命战友不惜在报刊上激烈交锋，加缪和萨特同为存在主义作家，但也有着区别。萨特注重于哲学理论，强调自由和选择；加缪注重于生活实践，强调的是荒诞和反抗。这两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前瞻性，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影响着我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俩人惺惺相惜又渐行渐远，就像某位网友所说的那样，不敢同时买萨特和加缪，怕他俩在包裹里吵架。

加缪和萨特

1958年，加缪花掉几乎一半的奖金，在普罗旺斯的鲁尔马兰，购置了一座旧城堡，好让自己有个安静的创作环境。更重要的是，他还重返自己热爱的戏剧创作工作，成立了自己的剧团，从充满妒忌和较量的作家圈子躲到像大家庭一样的剧团中，和演员们一块吃饭喝酒。直到1960年，那场荒唐又诡异的车祸发生，年仅47岁的加缪当场去世，现场还有未完成的《第一个人》的手稿。加缪车祸身亡后，当时法国广播电台正在罢工，但罢工委员会立刻同意播放5分钟的哀乐以悼念加缪。

在加缪去世之后，萨特发表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讣告。萨特说，他用身上那种“顽固的人道主义，那种严格而又纯洁、朴素而又感性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的事件发起了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就像《鼠疫》里的里厄医生、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加缪像殉道者在坚守着。他的好友勒内夏尔在得知加缪去世后写到：在他最后的短暂一天，他加热、发光、笔直地冲向死亡。他随风播撒，被风摧毁，像转瞬即逝的种子然而又是造物的太阳，这就是人，面对漫漫无穷的世纪，自豪地度过片刻时光。

加缪车祸现场图

加缪极具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在20世纪最黑暗的战争年代成为无数人的精神指南，而在如今把躺平摆烂当墓志铭的现代社会，我们很多人除了等待死亡就是服从命运安排，上学，工作，结婚，按部就班，病痛，失业，离婚，跌入深渊。或许我们曾经努力过，想要更好的结果，也曾失败过，但我希望在每一次向命运开枪的时候，可以想起加缪的文字。

他写希望：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他写友谊：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他写爱情：爱是没有界限的，如果我能拥抱一切，那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

他写失恋：不被爱只是不走运，而不会爱是种不幸。他写城市：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以及如何死亡。

他写死亡：死亡是我们无法摆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归根结底，太阳还是温暖着我们的身骨。

他写勇气：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寄予现在。

他写信念：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们都不是命运的局外人，我们都困鼠疫肆虐的奥兰小城，人生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努力前行吧，即时我们像西西弗斯一样永无止境地被命运惩罚反复去推一块巨石，重复而无望的生活中不断“微雕”自己，也能找到了人生的意义。